我去了切尔诺贝利

“盖革一响，爹妈白养。”当车经过红树林的时候，每个人手中的盖革计数器都在惊天动地狂响，整辆大巴车笼罩在阴云恐怖的急促“滴滴”声中。这哪里是大巴，分明是诺亚方舟。

“请大家集中注意力，盯着盖革的示数变化。安全值是小于0.3，可是现在，18、20、22、26……omg，我们劫后余生了！”导游很敬业，她大声而激动地直播着数字的变化，让人误以为此处是某场娱乐活动的粉丝投票现场，而不是绝对死寂的恐怖之地。

窗外闪过一片又一片因为灾变而成了红色的树林，干枝衰朽地互相倾倒，又彼此支撑，透出阴森的冷气。司机伊格把车开得飞快，带领我们逃也似地离开这里。三十多年前，他负责一车一车地把人从这里抢送出来，三十多年以后，他又日复一日地把游客带进这里去，不知心中作何感想。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点二十三分五十八秒，一连串爆炸震碎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存放燃料棒的四号反应炉，切尔诺贝利核灾成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科技浩劫。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那一天，人间少了一个切尔诺贝利，多了很多座炼狱和鬼城。

“now or never！”站在30km禁区的门前，警察查验了我的护照。我却满脑子都是撤离时军官对当地人民说的话。撤离是突然而匆忙的，所有人必须走，而且不可以带宠物。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从母亲的墓地挖了一些土，放进小袋子，跪下来说：‘请原谅我们离开你。

’…很多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房屋、木头、栅栏或沥青上。”

“记得在餐桌上留面包、盐、小盘子和三根汤匙，屋里住多少人就放多少根汤匙，这样你才能回家。”

你能体会这样的心情吗？我们的大巴车在崎岖的路面上颠簸，车里的电视上播放着曾经的历史影像。眼前的和历史的道路重合在了一起，画面中的人们在微笑、在嬉戏、坐在长椅上吃着雪糕，阳光明晃晃的，生活很甜；眼前呢，所有的建筑都和画面中一模一样，它们原封不动地在那里，就在那里。

只是“远芳侵古道”，昔日作为“社会主义生活样本”的它们，如今显得孤寂而落寞，只是这里再也没有居民。

录像拍摄于事故发生后的第五天，人们照常上街，按原计划举行了盛大的五一劳动节游行。“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甚至得知要撤离的时候，孩子们仍然显得很兴奋，“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

”

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切尔诺贝利就成为了全世界的问题。 野餐布怎么能包得住熊熊烈火呢？空气中开始有了金属的味道，瑞典监测到了辐射云。

“你本来只是平凡渺小的人，和所有人一样——每天上班、回家，薪水不多也不少，每年度假一次。你是很平凡的人！突然有一天，你变成切尔诺贝利人，变成某种特殊生物，大家都对你感兴趣，却没有人真正了解。你很想和其他人一样，可是你再也做不到。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你，问你：可不可怕？核电厂怎么燃烧？你看到什么？还有……你可以生小孩吗？你的妻子有没有离开你？我们变成某种生物，“切尔诺贝利”就像一个暗号，听到的人都转头盯着你看，心想：他从那里来！”

如今的普里皮亚季变成了一座空城，所有的一切都定格在了最后一辆大巴车撤离时的那个时刻。

真是一处怪诞的世界！大巴车把我们放在了原来市中心的位置，就掉头开走了。剩下我们十几个人随着导游在城市里徒步，说是参观么？并不准确，也算不得寻访，更像是窥伺。

学校、超市、酒店、电影院、游乐场、体育馆……所有你能想到的现代生活所必须的场所这里都有，处处都是人生活过的痕迹：有风吹过的时候，摩天轮吱吱呀呀地旋转，学校里散落着领袖的画像，游泳馆里还漂浮着氯气的味道，好像跳台上正有人扑通一声跳下了水，看台上的人激动地站起来叫好……然而现实轻而易举便能击碎你的想象，就像一路都在警报的盖革持续撕扯你的不安一样，满地的碎玻璃、剥落的墙皮、填满整间房屋的废弃防毒面具，以及散落在草丛中的金属垃圾，都在无时不刻地提醒你撤离前的仓促和慌乱。

“那个地方会颠覆你的想法，事情的条理都被打乱。女人挤牛奶，旁边站着一个士兵，确保她挤完后把牛奶倒在地上；老妇人拿着一篮鸡蛋，旁边一名士兵陪着她走，看着她把蛋埋起来。农民悉心呵护他们宝贵的马铃薯，偷偷摸摸收割，其实他们应该把马铃薯埋起来。最糟糕也最令人费解的是，一切都那么美！那是最糟的部分，你放眼望去，一切事物都好美。”

号称安全到可以在红场上盖一座的，比茶壶还安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了，要命的是它离城市那么近。

苏联本想“像星星一样，用它点亮地球”，最终只是将沉重的命运压在了每一个平凡人的身上。“切尔诺贝利是最可怕的战争，你无处可躲，地下、水里、空中都躲不掉。”老妇人边画十字边问我们：“年轻人，这是怎么回事？世界末日来了吗？”

一只狗横躺在超市的废墟上，肚皮不断起伏，睡得正香。它的耳朵上打着标记，证明是被后放进来的，不是最初遭到辐射的那一批。人们走了以后，宠物却不得不留下来。“清理人”拉网式“扫荡”了空荡的城市，举枪杀掉了它们，然后铲进卡车里带走深埋。

“射杀它们的时候千万别看它们的眼睛。”当时的一位清理人回忆道。人类真的无法精确统计出究竟多少人在灾难中受到了伤害。

无论站在哪里，我都感到恐惧。这哪里像人类星球，分明是某款荒野生存游戏的地图，像是世界末日遇上石器时代。树木的根系破土而出，顶开了水泥地砖，硕大的红莓把茎干缀得低低的，树叶随着微风发出轻微的细响，但所有的一切都不提供温暖。

“大家看过HBO的那部迷你剧吗？”导游问道。

车上超过半数的人举起了手。“但他们不够真实，于是我们剪掉了它。”想不到苏联消失二十多年了，意识形态却还浮游着。

“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他一直没回来……如果有人抗议，说想把棺木带回家，他们会说，死者是英雄，不再属于他们家了，他们是国家的英雄，属于国家。”很多参与灭火的消防员很快就死了，他们被装进特制的棺木里，深埋在了地下，据说现在仍有辐射。

“当他死的时候，政府可能会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也可能是一座学校，或一项军事武器。但这些都要等他死了才会发生。”事实就是这样，在切尔诺贝利，你可以看到很多座纪念碑，雕塑上的人们无一例外的坚毅、英勇，只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至死都不能得到一个真相。一个国家，欠很多个家庭一个真相。

“她哭泣着——与其说是哭泣，不如说是哀号：“把他的奖章给你！把他的奖状也给你！把抚恤金都还给你！把我丈夫还给我！”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有一座国立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很多物品被陈列在了博物馆里。

人们只看到展品，听不见哭声。

“党部官员举办政治研讨会，说我们一定要胜利，可对手是谁？原子？物理？还是宇宙？胜利对我们来说不是事件，而是过程。人生是不停奋斗和克服困难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水灾或火灾等灾难，我们需要机会证明我们有多“英勇”。官员念着报上的声明，说我们因为有“高度政治觉悟以及精心策划”，所以灾变后仅仅四天，红旗已经在四号反应炉上飘扬。那面红旗一个月后就被辐射吞噬，于是他们又派人插上另一面旗，一个月后又得再插一面。

”

HBO同名迷你剧的讲述是不够真实的，因为乌克兰人心里只有英雄，但首先你要成为英雄。

“同样的话已经连续广播了三个月：状况已日趋稳定，状况已日趋稳定，状况已日趋稳定……斯大林时期的话语，又开始老调重弹了：‘西方的特工人员’，‘社会主义的大敌’，‘苏联人民坚固联邦的祸害’。大家都在谈论来这里的间谍和密探，却无人谈论服碘防护，所有非官方信息被视为西方的意识形态。”

“电视里还播了人们在皮里亚特河畔游泳、晒太阳的画面，远方可以看到反应炉和冉冉烟缕。

旁白说：“西方想要制造恐慌，编造和这次意外相关的谎言。”然后，记者会再次拿出辐射剂量计，测量盘子里的鱼、巧克力条，或者小贩卖的松饼。这些全都是假的。当时军用的辐射剂量计，是设计用来测量环境辐射量，而非测量单一物品的。 ”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是为了制造哲学家。每间啤酒屋里都会有亚里士多德。

所有人撤离以后，许多人又偷偷回来了。因为你难说，辐射和生活，究竟谁更凶猛。被通货膨胀拿光了钱后，他们还得生活。

电线、电机、房顶、暖气片，甚至是炉子的挡板，所有有用的东西都被偷走了。站在空空如也的房间里，我感受到的是可知的命运和未知的出路。

在切尔诺贝利我感到很不舒服，所有的人好像都在找着什么东西。人们快速地跑下车“打卡”，对着苏联时期的报纸、头发蓬乱的娃娃和可怖的防毒面具猛拍，不断寻找土壤中最“热”的那个点，摆出最惊讶的表情拍照……有人在寻找“破败”，有人在寻找“荒凉”，有人在寻找“新生”，有人什么都不找，只是在努力拍一张可以上传到网络上的照片。

没有人真正关心三十多年前那些人的命运，没有人审视这些意识形态下塑造出的可悲的“危楼愚夫”，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盖革刚开始警报的时候，人们还兴致勃勃地对着它拍照，然而很快就厌倦了。没有人理会三十年后依然令盖革怪叫的苦难，人们来这里参观，只是在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们还有两日、三日、四日、七日路线，欢迎大家再次前往。我们提供九折优惠。”十三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车终于回到了基辅。

我想不出多疯狂的理由才会让人们想要在切尔诺贝利过夜，我替包括自己在内，所有能尽情享受生命的人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