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的夏天

离开伊朗的那一瞬间，整个大巴车都变得轻盈起来，女人们摘下头巾，男人们盘算如何寻找刺激——酒精、性以及指摘神的权力。只有孩子们依然四处吵闹，他们没有经历过去，也不会期望未来。

“这将是我出国前的最后一次旅行，”一个即将去美国留学的女高中生边跟我说，边摘下头巾，甩了甩棕色的头发。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再回来，”我好奇得问。

“可能毕业之后才回来，如果继续深造的话，就要更久，”她扶了扶高耸鼻梁上的眼镜，耸了耸肩，“你也知道，我们国家不正常”。

这将是我听到对伊朗的最后一声抱怨，之后再也没有人对我说什么，大家都忙着享受生活，享受自由；至于这个女生，我偶尔还能从社交软件上看到她分享的动态，似乎过的还不错，只是不知道，她是否还有“我们国家不正常”的想法，或者干脆就变成了“这个国家不正常”。

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我住的旅馆处于半山腰，每天出门就能看到亚拉腊山——传说诺亚方舟躲避洪水的地方，人类最后的庇护所。亚美尼亚人视此为自己的圣山，是他们的象征，出现在国徽上。但亚拉腊山全部属于土耳其，一个制造了亚美尼亚大屠杀，从而被亚美尼亚人敌视至今的国家。

每次看到这座山，我都感到一阵酸楚，倒不是廉价的同情心作祟，只是天然觉得，被珍视的事物，应该在珍视其人的手中。

但旅馆里的人不这么想，喝到酒就已经让他们很开心了。酒精是人的彼岸，当你路过一个河边，不知道走向左岸，还是走向右岸的时候，喝酒就是最好的选择。

晚上9点回来，我快速经过前台，还是被一个菲律宾人拽住了。他个子小小壮壮，又粗又黑的毛发，圆脸，一边摇着棕色酒瓶一边跟我说：“这个酒很有名，非常好喝。”旁边的土耳其人连连附和。

倒了小小一杯，我一饮而尽；再来一杯，我又一饮而尽；第三杯，我摆了摆手。

土耳其人每次用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抓起酒杯，都会陡然发出“哐”得一声，而土耳其人只是微笑着，与菲律宾人保持同样的节奏。

他们也是萍水相逢，菲律宾人在迪拜打工，趁着假期带家人来亚美尼亚度假，土耳其人已经在世界旅行四五年，去过中国四五次，爱吃北京烤鸭。

我早已忘记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第二次在亚美尼亚喝酒，是我离开埃里温去某个地方再回到埃里温，途中认识了一个日本姑娘，我们便一同去吃饭，顺便喝酒。

那年夏天，是2016年的夏天，正好在举办里约奥运会，电视上直播一场拳击比赛，亚美尼亚对阵日本。我们进去的时候，用余光感受到各式各样的余光：每个人都在假装看比赛，每个人都在假装对我们漠不关心。但是，没有欢呼，没有掌声，没有唏嘘，没有懊悔，一如沉默的时代。

日本姑娘看得目不转睛，但也不敢大声表露自己的情绪，只能在脸上做各种夸张表情。

我虽然是局外人，但在亚美尼亚人眼中，也是黑头发黄皮肤的那一方。最终，日本人以一分之差惜败，她向他们表示庆贺，他们举起酒杯表示同乐，我也从被迫当“日本人”的身份中解脱出来。

晚上，我和日本姑娘打算去吃点中餐，走到一家中国餐厅，被招牌上宫保鸡丁的价格吓跑了。我们自我安慰到：国外的中餐肯定不好吃，不吃也罢。

最终，我们找到一家日本餐馆，要了一碗乌冬面，吞下热乎面条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妥帖了。

虽然没有吃到正宗的中餐，但日式面条也算是半个中餐了吧。

“我羡慕你们中国人，到哪里都能和其他中国人热情聊天。”她跟我说。

刚刚吃饭的时候，邻桌有两个来亚美尼亚工作的中国人，我同他们打了招呼，彼此热络了一下。

“你们日本人为什么不能？”

“可能我们从小被教育，打扰别人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她回答说。

“真可怜，就像刚才看比赛时一样，开心不能自由的开心，悲伤不能自由的悲伤，彷佛这个世界都是监视你的余光。即使到了空无一人之处，内心也充斥着别人的规训。人属于这个社会，要远远大于属于自己。”

第二天，我便离开了亚美尼亚，继续我的旅程。

（公众号丨浮想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