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斯特林堡写《地狱》的床上-集通铁路

三年前的八月下旬，去瑞典南部小城伦德开会，住在葛罗莉那，她告诉我，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写《地狱》的时候，就住在那个房间，我要睡的床，还是他当年的那张床。

我们到达已是傍晚，天色仍然明亮，先到的人坐在院子里聊天，其中包括很多年前，我在北美时系里的一位教授。葛罗莉住在那栋两三层的小楼里，刚搬进去不久，是她导师一家转租给她的。导师一家平时住这，周末住在小岛上。那栋小楼还住着她们系的另一位教授和另两家人。小楼古老又整洁，像美妙的童话小屋，但住进去才知道，生活并不方便，整栋楼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淋浴：通常放扫把等清洁用具的楼梯间，安了一个淋浴喷头和一个浴帘。

会议上的很多人都要问我一句：听说你睡在斯特林堡写《地狱》的那张床上，睡得可好，有没做噩梦？

每天会议结束后，和葛罗莉在伦德的街巷转悠，在晚上九点多的超市，看见两位敷着面膜、推着购物车的男青年，迎面见识了北欧的“进步性”。我发现伦德居民不太用窗帘，室内光景直接展现在窗前，到了夜晚，一幕幕日常生活在街边晶莹剔透地流动着，像坦荡的戏剧，既不介意也不邀请路过的观众。

说到住在小楼里的那位教授。有时在走廊里碰见他做饭，或者换鞋出门跑步，都是非常开心的样子，哼着歌、动作轻快——他做日常中的任何事，都怀着饱满的喜悦。他快六十岁了，最初是个工人，下班后在书店打杂，读到《共产党宣言》很激动，开始读各式各样的书，然后通过了个考试，慢慢成了大学教授。葛罗莉说，瑞典老一代学者中，有不少是类似的经历。他有个女友，偶尔会来住，当时他和女友以及前女友的女儿一起，为前女友筹划生日宴会。

葛罗莉称呼那位教授为“Dang”——这应该是他的名，而不是姓；声调也不是第三声，而是介于第一和第二声之间，那种很特别的瑞典语发音。

在伦德那几天阴雨不断，直到临行前一天，太阳才露出脸。伦德大学那天开学，门口有仪仗队和新来报到的金发姑娘。晚饭后葛罗莉带我去喝当地啤酒。从前瑞典又冷又穷，很多人酗酒，政府颁发了禁酒令，几乎无法买到酒，当地人只好自己学着酿酒，我们去喝一款当初的自酿酒。味道已经忘了，大概喝了两三杯，已近午夜，街上还是成群结队的狂欢的学生——伦德也算大学城吧。

我们在街上走，路过狂欢的人群，路过安静而明亮的院落和建筑，感觉很多传说藏在浓密的树丛和爬墙虎里，还有一条龙，或一个神。我忽然明白了我为什么热爱修道院：在我的想象中，修士的人生就是一次、一次次接近最高者的努力——我总想那样活着，没有静态，而是一直处于运动中，沿着一个方向发力，仿佛要把自己用力掷出。或者说，我不是别的，就是那用力的投掷。葛罗莉理解我所说的，但不明白我为何要把这种理想投射于修士，自己直接这么生活不好吗？

是啊，不好吗？甚至，为何要预设“最高者”——这只是一个不得已的命名？而人该如何寻找那并不知其名的事物？或许寻找的过程，就是命名本身？为自己命名，准确地说，是去生成一个自己。

我们绕着伦德走了一圈、两圈。回去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发现小楼入口的玻璃被打碎，碎片已被收走，院子里不见其它异样，进门后也一切正常。震惊归震惊，但实在太疲倦，直奔房间，在斯特林堡写《地狱》的床上倒头大睡，迷糊听见楼上有脚步声——但据说三楼是阁楼，并不曾住人。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睡眼惺忪的葛罗莉匆匆告别，赶往火车站去哥本哈根。后来听她说，玻璃是楼里住户的亲戚家小孩捣蛋打碎的，第二天重新装了玻璃。

当时我并不晓得斯特林堡是谁。刚才查了查，是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因作品屡次犯禁，生前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因此饱受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