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满哈瓦那：加勒比巴黎、古巴爵士乐与莫吉托

2016年夏天，在纽约的交换结束，我一个人去了哈瓦那。

哈瓦那有什么？海水、雪茄、Mojito、革命、音乐，每一样都足够迷人。这些加起来，就成了人间天堂哈瓦那。

黄昏时分的哈瓦那不再闷热，街边坐着纳凉的人，小孩子赤身奔跑，看见相机就举起双手“una foto!"（一张照片！） 。

中心广场几个零零散散的wifi点排满了拿着手机上网的年轻人，再往前一直走，可以走到海边。

哈瓦那的街上永远有在玩耍的孩子，和坐在街边休息的人。这里一切都很慢，像在另一个世界，没有人需要赶时间，没有人需要拼命工作，没有孩子担心会被飞驰而过的汽车撞倒。孩子们要做的只是在烈日下奔跑嬉闹，抓一把蓝色的海风，睫毛撑开小伞保护眼睛里的海浪，在夜晚降临时回到各自的小床沉沉睡去，贫穷而幸福。

在这个曾经是世界焦点的加勒比岛屿上，街道上褪了色的彩色老房子和来来往往的人群，和十七年前《乐满哈瓦那》纪录片里的场景几乎无甚区别。

随便走在一条街上，依然有坐在家门口的古巴人，用好奇又略带害羞的目光尾随着我。我仿佛依稀听见《乐满哈瓦那》里的女歌手 Omara Portuondo（奥玛拉·博图敦多），在哈瓦那街头唱起她成名的歌曲时，居民们也是用那样的目光看着她，还有人陪着她一路边走边唱。

想来，对于哈瓦那的最初印象，就来源于文德斯这部关于古巴爵士乐手的纪录片。一群古巴老乐手讲述起自己坎坷而被人遗忘的艺术生涯，又拿起乐器演奏，瞬间成了音乐里的国王，纵情、快活、尽兴。

距离那张震动世界的古巴爵士唱片《Buena Vista Social CLub》出版已有二十年，哈瓦那和新奥尔良、纽约一样，成了爵士乐迷心向往之的目的地。

从某种程度上，哈瓦那和里斯本很像。她一度是西半球最大的城市之一，后来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命运转折，成了新世界的“弃儿”，像迟暮的美人，不声不响地倚靠在加勒比海湾的金色余晖里。

19世纪，随着加勒比地区与北美之间贸易愈加频繁，作为连接两地的港口，哈瓦那日益繁荣，古巴也成了拉丁美洲中产阶级比例最高的国家。三十年代起，哈瓦那赌场遍地，受益于美国的禁酒令，自由的哈瓦那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海滩后花园和富豪们的夜生活享乐圣地。那个时候的哈瓦那被称为“加勒比的巴黎”，游客和妓女们尤爱这么说。

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把美国文化赶出古巴，可哈瓦那仍是在残缺的旧梦与新气象中半梦半醒，无限量供应着世界上最好的朗姆酒和莫吉托。

加入甘蔗汁、青柠汁和薄荷的朗姆酒就变成了Mojito，新鲜清香，这让晚年嗜酒如命的海明威开心不已，以至于在他常常造访的那家小酒馆写下“我的莫吉托在La Bodeguita酒馆（My mojito in La Bodeguita）”。

在哈瓦那停留的时候我也变得很贪杯，而不知道是不是记忆美化使然，过去三年我辗转了许多城市，在不同的场合喝了数不清的莫吉托，仍然觉得在哈瓦那的那一杯最是好味。

1964年的电影《我是古巴》里，苏联导演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用诗意的运动长镜头捕捉到了古巴里的美国气息：现代主义大楼、露天泳池、美好肉体、爵士乐、持续到半夜的狂欢...

夜晚降临，男男女女在古巴爵士乐的吹奏中欢快起舞，革命已经胜利，可旧式的生活方式还没有远离。

这种古巴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暧昧关系，也投射在了爵士乐上，有拉丁音乐学者这么比喻，古巴爵士乐与美国爵士乐就像一对表亲。

古巴爵士乐的英文名是Afro-Cuban Jazz，直白地展示出非洲音乐根源的影响。被贩卖至古巴的黑奴们，也带来了西非的传统音乐和鲜明节奏。

远离故乡的黑奴们在古巴玩起了他们的传统乐器非洲鼓和击木（clave)，这种生长于非洲土地的音乐与古巴本地音乐、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欧洲古典乐相互碰撞融合，古巴爵士的雏形渐渐显现，被命名为clave的节奏则奠定了古巴爵士乐的基础。

19到20世纪，哈瓦那与新奥尔良可以自由通航，几乎每天都有船只往返。新奥尔良最早的爵士乐手自然也受到海对岸有着同源的非洲音乐基础的古巴音乐的影响。

新奥尔良孕育了美国爵士乐的先锋，古巴爵士乐的正式诞生地却是在远离哈瓦那的纽约。

一直到40年代初，几位古巴音乐家组成的乐团Machito's Afro-Cubans（Machito的非洲古巴乐队）开始演奏他们自己写的、后来被视作古巴爵士乐先驱的歌曲，第一首就是基于Clave节奏又融入当时爵士乐独奏元素的《Tanga》。

从此，纽约一直是古巴爵士及广泛的拉丁音乐的温床，没过多久还从古巴舞曲中诞生了Salsa（萨尔萨舞）。但在本土古巴的革命政府看来，爵士乐，无论哪种爵士乐，都是不应该被推广的，70年代前，古巴几乎是爵士乐的沙漠。

1967年，为了源源不断前来拜访社会主义古巴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们，卡斯特罗政府成立了Orquestra Cubana de Musica Moderna（OCMM）大乐团，由国宝级钢琴师Bebo Valdés的儿子领衔，演奏来自美国的音乐。年轻乐手们开始着迷地研究和演奏美国爵士乐，可没过多久又被以“太爵士”的原因取缔了。到了七十年代初，Chucho Valdés自己创立了Irekare，这才在古巴爵士乐诞生的几十年后，在它的老家开始了一场新的爵士浪潮。

他们像一个实验室，自由地吸收和融合着古典音乐、美国爵士乐、古巴舞曲、非洲传统音乐，即即兴又精巧，管乐部分的复杂编排极富生命力和冲击力。1980年，他们的同名专辑获得了格莱美最佳拉丁爵士专辑奖。第二年，顶梁柱萨克斯手Paquito D'Rivera在世界巡演中逃去了美国，如同在他之前的许多音乐家那样。

再后来，让古巴爵士响彻世界的，自然是那张同样赢得了格莱美奖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好景俱乐部）。

好景俱乐部原是一个1940 年代位于古巴哈瓦那的音乐俱乐部，是音乐家聚会和演奏的热门地点。在关闭五十年后的1990 年，这个俱乐部启发了古巴音乐家Juan de Marcos González 跟美国吉他手Ry Cooder 制作了一张同名音乐专辑，作为对古巴爵士乐黄金时代的致敬。

哪知道，这种怀旧情绪最后掀起了全世界对古巴爵士乐的狂潮。

他们找来一些曾经红极一时的当地老乐手，在哈瓦那的录音室里，他们重新演奏起了几十年前的歌曲。这些老爷子辈乐手里，有Ibrahim Ferrer（伊布拉欣·费热），古巴的抒情歌王；有已经九十岁的Company Segundo，抽了八十多年雪茄，最喜欢一边叼着雪茄一边冲人笑，曾经给老卡斯特罗演唱，也在梵蒂冈为教皇表演过；还有Rubén González（鲁本·刚萨雷斯） ，曾是40年代古巴最具影响力的钢琴家之一。

1997年，《Buena Vista Social Club》专辑发布，世界又重新发现了来自这个封闭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度的迷人爵士乐。在专辑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制作人Ry Cooder又返回哈瓦那，并邀请了文德斯（《柏林苍穹下》的导演） 拍摄了同名纪录片。

影片开头，便是导演文德斯演及制作人库德开着车在哈瓦那街头寻找曾经的好景俱乐部位置，Segundo老爷子冲镜头笑，“让我们去找到好景俱乐部吧”。许多看热闹的人围上来，每个人的说辞都有些出入，有的人说是在这边，有的人说是在另一条街，时间太长，对于俱乐部的记忆也淡忘了。

90年代的古巴与美国仍处于非正常外交状态，通讯亦很落后，在信息孤岛的这群老人可能还不知道，他们的专辑《好景俱乐部》已经成了足以载入史册的伟大专辑，感染了全世界无数听众。

最终，音乐跨越了政治的藩篱。这一群古巴老乐手，破例受邀前往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表演。结尾，99年的纽约，几位年逾古稀的古巴音乐人在卡耐基音乐厅演出完毕，全场响起沸腾的掌声，久久不息。他们骄傲地落泪，想打个电话给家里汇报这可能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誉，却发现办不到。那个时候美国与古巴几乎断绝一切往来，他们受邀去美国演出本身已是让许多人难以置信的破例。

艺术还是政治？永远不缺新的答案和故事。

限于古巴的时代环境，他们一生平凡甚至困苦，即使在巅峰时期也没有享受到如此隆重的待遇，在离去前，他们的“黄金时代”终究通过一部纪录片被介绍给全世界，音乐穿越曲折的时光隧道而来，直抵每个人内心。革命过去了，猪湾事件过去了，导弹危机过去了，连卡斯特罗政权都成了昨日记忆，哈瓦那的海还是那么蓝，海浪在堤岸上来了又去。

我离开的那天，跑去哈瓦那的海边散步，色彩各异的老爷车不紧不慢地开过，沿海公路旁耸立着最高最气派的国家医院大楼，旁边飘着古巴国旗。倏忽想到：哈瓦那是一个过于特别的灵魂，非常苍老，却有孩童般的清澈。没有人会忘记她，也没有人真正地拥有她。历史成了画像，而飘荡在每条街道、每首古巴民谣和每个哈瓦那人眼睛里的灵魂，依然缓慢地生生不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