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位于山西北部，与内蒙乌兰察布隔着长城相望。作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分界线上的重镇，大同借地利之险，扼晋绥咽喉，号称北国锁钥。农耕王朝视它为边疆屏障，北方民族更视它为逐鹿跳板，进可南下入主中原，退可回到塞外休养生息。
大同也因此三次成为王朝的都城，在北魏时是国都，在辽金时期则是西京。北方民族建立起的帝国在此经营谋略、规划城市，而信奉佛教的皇族又给它留下了特别的烙印：北魏时开凿的云冈石窟，辽金时修建的善化寺与华严寺，历经千年，沧桑雄浑，依然屹立在这片土地上，述说着往昔的气魄与荣光。
双窟中坐在筌蹄上的双思维菩萨在1961年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时，这三处古迹也一同入选，成为石窟寺与古建筑中的翘楚。若去大同而未曾拜访这「御三家」，必是遗憾。
云冈石窟
魏晋以来，僧人们逐渐改变了「沙门不敬王者」的传统，转而寻求皇权的支持。最有代表性的转折，当属道统和尚提出了「皇帝即当今如来」的说法，佛教也迎来了第一波发展高峰。但到了北魏太武帝时代，却因朝廷发起的第一次灭佛运动，导致大量的佛寺被毁、造像被砸，僧尼被迫还俗，新兴的佛教很快坠入低谷。
为了振兴佛教，沙门昙曜接过了法果的衣钵，与文成帝白马相会，推动了一系列的兴佛举措，在武周山的断崖上开窟造像，就是其中之一。而由昙曜主持开凿的五座大窟，就是云冈最为著名的「昙曜五窟」了。
图中是十九窟的大佛，高近十七米，也是云冈最高大的佛像之一。据说昙曜五窟中的每一尊大佛，都是按照北魏开国的几位帝王的样貌来雕刻的。这也与「皇帝即当今如来」的观念相符。不过每尊大佛到底指的是哪位皇帝，尚有争议。
云冈石窟最有名的大佛当属二十窟这一尊，主佛高13.7米，站在下方仰望时很能感觉到自身的渺小。不过这尊大佛，却是五窟中体量较小的。因为洞窟立壁与窟顶坍塌，失去了遮挡，所以这尊露天大佛显得尤为高大，远远地就能看到它的全貌，反而因此变得最为有名。
周身披着千佛袈裟的十八窟大佛，学者推测可能是象征着太武帝。太武帝在位时曾推行灭佛活动，佛教的发展遭受了重创。让「他」身披千佛袈裟，或许有救赎之意。
与下方拍照的游客相比，佛像显得尤其巨大。开如此庞大的石窟，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是要远胜于小小的壁画窟的，在当时也只有北魏皇室的力量才可以推动如此庞大的造窟事业。
那么这些大像窟是如何开凿的呢？我们从外立壁其实可以寻找到一点线索。除了窟门外，石窟外还有宽阔的明窗。这些大窗户可以保证窟内的采光明亮，使得主佛的面庞明亮显目。
更重要的是，在开凿石窟之初，明窗还是运送凿石的通道。或者说，巨大的窟洞是从上向下开凿而成的，匠人们先从明窗的位置向内凿取石块，留出雕刻主佛所需的大概轮廓，然后再从窟门的位置向内取石。这样的方式不仅避免了开凿时发生坍塌，而且难度也大大降低了。
裸露在外的十九窟西侧坐佛。因为石质的原因，早先隐于窟内的造像，有时候也会因为外壁坍塌而显露在外了。一些细处的雕刻因此也会崩塌毁坏，远不如窟内造像保存得完好。
有的雕像风化得很厉害，只剩下轮廓，与背后山岩纹理融为一体，颇有形销骨立，隐归尘土之感。
北魏后来将都城从平城（大同）迁到了洛阳，有些开凿一半的石窟因此再也没有完成。平城时代渐隐幕后，龙门时代开始兴起。地上錾刻取石的槽痕依旧在，只是都城改。
善化寺
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为了推翻后唐，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诺，得到了契丹大军的支持。自此以后，辽国的势力南进到长城沿线，而军事战略重镇云州，即今天的大同，则被升格为西京，成为辽国西翼的中心。
辽与北宋南北对峙了近二百年，而对西京的经略，也使得这片土地呈现了与中原不同的面貌，在建筑上也是如此。虽然辽构受到了北宋的部分影响，但与发生较多变革的宋代建筑相比，辽代建筑经由后晋，更多地继承了唐代遗风。而大同地区，则是辽代建筑最为密集的所在。
今天的大同古城内，最重要的去处，便是两座赫赫有名的古刹：善化寺与华严寺。它们都是首批国保，也都是辽金时期重要的建筑遗存。寺中的几座殿堂，也被梁思成先生列为宋辽金时代中国古建演变的典范。
寻访这两座古寺时，天刚刚下过雨。九月的大同秋意渐浓，而千年巨构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更显得雄浑苍凉。大唐遗风与辽金气血融合在一起，将是怎样的场景呢？
善化寺在大同南门附近，又称南寺。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三座庑殿顶大殿一字排开，颇为壮观。普贤阁与文殊阁两阁对望，亭亭玉立，又显出不一样的风度。
山西是琉璃之乡，因此常可以看到精美的琉璃建构，善化寺山门外万历年间的五龙照壁就是其中代表。不过它不是善化寺原物，而是从兴国寺拆移过来的。
善化寺山门为五开间的庑殿顶殿堂，这一时期的山门庑殿顶颇为罕见。山门内有四大天王塑像，故而也可作天王殿。
山门为金代遗构，与《营造法式》成书年代颇为相近，故很被梁思成先生看重。山门的梁柎皆为月梁（或者仿月梁的直梁），梁先生特定标注：月梁之应用，自宋以后，北方已极罕见。
三圣殿也建于金代，因殿内供奉华严三圣而得名。屋顶颇为陡峻，与《营造法式》中的规定较为符合。
三圣殿的次间补间铺作极为华美，犹如一朵盛开的绣球花。
三圣殿的转角铺作。在恢宏的屋顶下仰视，中古时代的遗风迎面而来。
三圣殿中有一块金代石碑，记载了善化寺金代重修时的事迹。这篇碑文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背后还有一段让人感慨的故事。撰写碑文的人不是金人，却是南宋使臣朱弁，他也是朱熹的叔祖。朱弁在建炎元年自荐入金慰问徽、钦二宗，实则前往谈判。后被金人扣留十余年，终不叛国，被誉为「南宋苏武」。
羁押在大同时，朱弁与当地僧人儒士多有交往，其中与普恩寺圆满大师之间尤为密切。后来他提笔写了一篇《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碑记》，于金大定十六年被刊刻成碑，就是今天三圣殿内的这通。
碑文中记载因辽末战火大量寺庙被毁，「所仅存者，十不三四」。大普恩寺（后世改称为善化寺）中的大雄宝殿虽然幸存，但毁坏也较为严重，故在金代又经过了大修。
幸存的大雄宝殿立于三米高台之上，面阔七间、进深五间，气魄宏大。殿内使用了减柱法，去掉了八根立柱，使得供奉佛像和信徒朝拜的空间都更为开阔。
大殿豪壮又不失秀美的板门。
大殿两旁是普贤阁与文殊阁，普贤阁尚为辽代原构（也有学者认为是金代），文殊阁已毁。这种大殿为中心，两阁对望（后演化为钟鼓楼）的形式，逐渐成为了后世寺庙布局的主流。
普贤阁旁山楂正红，经过允许，尝了一口，建议别尝。
华严寺
华严寺的寺名依据于佛教经典《华严经》，取“慈悲之华，必结庄严之果”的大乘教义。华严寺在古城西南，也是辽金时代著名的大寺。辽清宁八年曾在寺中“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表明华严寺亦有皇室家庙的身份。后分为上、下二寺，上华严寺大雄宝殿为金代建筑，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则为辽代原构。
上下两寺都是坐西朝东，与传统的坐南朝北布局截然不同，有学者推测或许与契丹人拜日尚东的习俗有关。
上华严寺大雄宝殿位于四米高的台基之上，面阔九间（五十三点七米）、进深五间（二十七点四米），三间设门窗，其余为实墙，显得敦厚宏大。梁思成一行人来此考察时，也不禁感叹：“殿面阔九间，巍然压台上，余辈遽窥全豹，不期同声惊讶，叹为巨构。”
在大殿恢弘的气魄下，正脊两旁的琉璃鸱吻显得小巧精致。实际上它们亦有四点五米之巨，比太和殿螭吻还要高一米多。
大殿正门上挂着两幅匾额，都是明代总兵马林所书。书法颇有军人之豪迈，与大殿正好相配。
薄伽教藏殿建于1038年，也是大同最古老的木建筑。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在翠木映衬下，与大雄宝殿相比，显得温和很多。「教藏」，其实相当于佛寺的图书馆。
殿堂内内壁上有一圈藏经书橱，名为「壁藏」，是海内孤品。最令人惊叹的是，书橱间还有精美的天宫楼阁相连，堪称辽代建筑的微缩模型。可惜今天普通游客很难看到它了。（图源网络）
大殿内还有辽代塑像三十一尊，最有名的当属这尊合掌露齿菩萨了。露齿而笑的菩萨，在造像中很是罕见。（图源网络）
菩萨低眉，殿堂巍峨，大像庄严。来自草原的雄浑与刚毅，与来自中原的温和与秀美融合在一起；来自皇室的威仪与尊贵，与来自平民的恭敬与信仰凝结在一起，形成了大同这三处无与伦比的珍宝，在岁月的流逝中屹立如初，在历史的尘埃中光芒璀璨。站在屋檐与窟门前，无需言语，中古之风自迎面而来。
大同之行已尽，下一站，则要拜访另一处辽构：如参天大树般的应县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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